博亚体育自200多年前诞生起，电影艺术始终都在新的文化与技术的影响下经历着自身的蜕变。它从文学、戏剧等其他不同门类的文化艺术中汲取养分，也以自身的独立性影响着这些艺术类型的发展。时至今日，随着短视频、流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艺术遭遇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随处可看电影的时代，我们如何界定电影相较于其他形式艺术的独特性？观看电影媒介的变化，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症候？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又是否会根本上撼动电影存在的意义？

　　5月20日，在2023年海浪电影周主题沙龙“松窗梦话——电影叙事的文化寻根”中，作家陈冠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博亚体育、编剧冉平、大连京剧院演员凌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共同讨论了与电影相关的重要问题。

　　陈冠中认为，中国的电影始终都和文学、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不断从这些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中吸取灵感。比如20世纪初导演黎北海拍的《庄子试妻》、《胭脂》，都取材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民国时期的《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都改编自著名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后两部极为出色的电影《活着》和《阳光灿烂的故事》更是造就了文学改编的高峰。

　　不过，陈冠中也认为，文学和电影毕竟不同，最好的文学改编的电影，不一定能获得同等的成功。“很多文学名作从来没有改好过，比如《红楼梦》，比如张爱玲。反而不是很受文学界重视的、通俗一点的作家，像李碧华的小说，改成了两个非常好的电影，一个是关锦鹏的《胭脂扣》，一个是《霸王别姬》”。在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之外，电影有自身的独特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电影独特的“语言”。“比如长镜头，这是其他艺术很难有的一样东西。中国导演经常指导演员‘动作要慢’，要比正常的还慢。这种长镜头会拍出一种‘中国性’、‘中国感觉’，这都是很电影的语言，京剧也好、话剧也好、文明戏也好，好像慢并不是很大的特色”。

　　作为一线的戏剧演员，凌轲对陈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慢真的是一个很中国性的东西。我觉得慢就能现出‘韵味’，拉长、延伸。我们讲话也是，当一种语言有了节奏，有了拉长的时候就有了韵味”。凌轲用自己观看《刺客聂隐娘》的经历阐述了自己对戏曲和电影关系的看法。“我们学京剧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肉傀儡’，你的动作和身段都已经被训练好了，成为了一个‘艺术的身体’。这样无论演什么戏，演员都是准备好了的。我看《刺客聂隐娘》，很多演员即使框死在镜头里一动不动，比如悬崖上的道姑，风吹起她的道袍，我都会觉得非常有光晕”。

　　冉平认为，从文学经典向电影的转化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观众接受之间的关系。“比如基于《水浒传》做的一些改编，像杀潘金莲的情节，小说和评书可能讲起来很痛快，放到荧幕上是否合适，真的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怎么在保证原著人物关系和语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握其中的分寸，是每个编剧需要思考的问题。

　　刘海龙从媒介学的角度指出，电影的一大独特性在于让静止图像运动、连接起来，制造出时间感。“电影是一个时间的幻觉，你看到的是一个一个静态的图像，但最后你会认为这是连续的过程。电影和唱戏不同，唱戏才是真正的‘长镜头’，电影中途会有切换。我们甚至可以在电影中操纵时间顺序，把先发生的事件放在后面，也可以加快或者放慢电影时间的速度”。电影呈现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很多小说难以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它也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小说的写作，比如张爱玲的写作就非常有“电影感”，普鲁斯特的小说也呈现出“蒙太奇”的特征。

　　随着新的媒介科技的发展，电影的形态也在不断经历着嬗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手机短视频。短视频的出现，让人们对影像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刘海龙从“屏幕”的角度指出，观看电影的屏幕是适合人眼的宽屏、横屏，但今天的手机基本上都是竖屏。“这是我个人的观察。短视频的逻辑天然很适合竖屏，因为它的主角往往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竖屏恰恰就只适合呈现一个人。所以伴随着短视频出现的就是个人化的网红”。相比之家，电影的横屏适合表现“关系”。“短视频是一种很孤独的媒介，它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主播给你表演，给你唱歌。

　　观看的人也很孤独，人们看短视频也不像看电影，能够感受到旁边的人的各种反应，这和我们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也相关”。此外，刘海龙还提到电影越来越遭遇到游戏这一“第九艺术”的挑战。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观众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一种统一的电影叙事，而更希望自己参与到电影情节的过程当中。“未来的年轻观众还接不接受一种被完全安排好的叙事顺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冉平认为，不论是短视频还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固然对电影产生了冲击，但电影的灵魂始终在于对人性的洞察和呈现，这其中也包括对真实的生活质感的洞察。“电影现在确实是商品，但它需要达到和观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每个从业者、投资人和创作者需要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刘海龙认为，相较于本雅明提出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数码复制艺术作品”的时代，大量数码技术的引入甚至可以让演员被虚拟演员取代，我们其实也需要借助电影的嬗变重新理解“人性”。比如《阿凡达》使用了大量的CG技术，纳美人是虚拟形象，背后是真人在演，这个复合体中既有真人的人性，它又让人看不出来这是人，就像京剧里戴着面具，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传统的戏剧角色扮演”。

　　我们时代的技术仍然在不断发展，在新技术的冲击下，电影的未来会如何？陈冠中表示，当下电影人产生的技术焦虑其实出现过好几次，从电视机到录像带到VCD，都曾经极大地改变电影行业的生态。但他作为几轮媒介技术更迭的见证者，始终不担心电影业的繁荣。“大电影永远不会消失，它的资本最集中，人才最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肯定都希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平民化和民主化的自媒体是很难有这样的吸引力的。这是我的一个朴素的感觉。电影会不会往非常好的方向发展，我不敢下定论，但它的确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