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体育本文基于全球新闻生态的数字性技术架构，阐释数字新闻实践过程较传统媒体时代体现出的新特征。

　　当下全球新闻生态的数字性技术架构为新闻实践赋予了新的逻辑，使其发生和演化的过程呈现出与传统媒体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新闻实践不再是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接受的清晰线性流程，而成为由海量信息、流和节点构成的复杂网络，新闻现象可以在这一网络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发生，新闻经验也可经由人类行动者以任何方式接入这一网络而获得。第二，新闻机构仍然普遍存在，包括经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媒体机构和新兴数字新闻机构，但机构作为新闻实践组织形式已不再是新闻生态的权威性中心，失去了对普遍性新闻规范的定义权。第三，数字新闻实践的具体模式蕴含于新闻生态与新闻行动者的日常关系之中，因而它的过程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既有的专业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也难以预知。[1]

　　数字新闻实践的过程是与整个数字社会的变动过程同构的。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天然具有极繁主义（maximalism）和去中心化的取向，这使得任何新闻实践的发生和演化往往牵动十分复杂且互不关联的资源、行动和价值要素，从而让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种新闻实践模式的“产品”是什么，因为整个实践过程的本质就是关系的呈现、基于关系的叙事和符号创衍行动，以及旨在维系或打破关系的冲突。因此，在数字时代，我们要超越过去那种将新闻理解为工业化、专业化实践的观念，[2]在一种生态主义的总体性思维框架中重新把握新闻实践的过程。

　　尽管我们已无法将新闻实践的过程视为一套时间上有完整工作流程、空间上有地理和环境限定、文化上有专业规范约束的程序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对整个新闻生态演化规律的把握，归纳出数字新闻实践过程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彼此间存在互为前提、循环往复的关系，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数字新闻实践都无法完成。具体而言，数字新闻实践包括触发、联合与扩散三个过程要素。

　　数字新闻实践的第一个过程要素是新闻行动的触发（inception）。所谓触发，指的是为数字新闻实践的有关行动创造了充分条件的关系的发生。在数字时代，一切新闻实践都依托特定类型的“生态-行动者”关系发生，因此触发指的不是来自外在于新闻生态的某些力量的影响或刺激，而是新闻生态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不断凝结而成的某些关系模式在实践范畴培育的行动。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新闻的触发分为事件触发、数据触发和情感触发三个子类型。

　　事件触发始终是新闻实践得以发生的基本模式。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的发生往往以具有主流新闻机构所认定的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的发生为前提，这一点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也部分地成立——当对公共生活具有显著影响或对社会心态构成显著冲击的社会事件发生，特定新闻行动者必然会在这类事件的驱动下与新闻生态建立某种形式的互动，并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新闻行动。与过去不同的是，数字新闻生态下的事件触发并不那么依赖专业记者的调查和报道，广泛分布于新闻生态网络的异质行动者——包括自觉扮演“标记员”角色的人类行动者和某些智能程度较高的技术类行动者——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由于新闻实践的这种网络化结构，事件触发在理论上具有必然性，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诉求各异的新闻行动者体系几乎可以确保所有具有公共文化价值的社会事件都一定会被标记。也正因如此，传统的“新闻价值”体系实质上已失去效力，[3]数字新闻生态下的“新闻事件”不由记者的专业性判断界定，而由全部新闻行动者与新闻生态之间复杂且多元的关系模式界定。

　　数据触发正日益成为数字新闻实践得以发生的主要模式。数据作为数字新闻生态下的一种重要资源，往往直接决定着特定新闻行动者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与新闻生态建立互动关系。数据的来源极为多样，既有可被用于描摹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各类显性数据（比如社交媒体评论），也有数字媒体用户在长期的使用行为中“贡献”的个体行为数据。随着可穿戴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有更多的数据来自人的身体和深层意识。数字新闻生态下数据的丰富性甚至直接塑造了一种业已形成稳定机制、甚至拥有自己的专业标准的数字新闻样态——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而很多新闻行动者与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数据性。比如，在全球范围方兴未艾的开源新闻（open source journalism）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数据触发新闻实践，投身其中的行动者认为推动开放性新闻数据库的建设能够营造更好的公共生活。[4]数据触发机制的存在意味着数据不再仅仅是支撑新闻叙事与解释的工具——数据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意义，完全可以独立地培育新闻行动。

　　而情感触发则是“数字性”特征最为鲜明的新闻实践发生模式。在数字时代，绝大多数人类行动者——尤其是从“受众”转型而来的“情感公众”——与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都首要是情感性的。[5]由于不受传统新闻专业意识形态的规训，这些行动者主要基于自身的情感需求参与新闻实践：或致力追求某种情感体验，或期望构建可为自己提供情感支持的社群，或在集体性的情感仪式中获得文化认同。[6]与事件和数据相比，情感力量更加无形、更不可控，因此情感触发机制往往具有最强的偶然性。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某种普遍性的情绪立刻汇聚成带有某一情感指向的新闻行动，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情感触发是缘于某些新闻行动者的引导，比如微博可以通过对热搜榜的编排来鼓励某种情绪的抒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情感触发具有自发性，它通常是公共情绪借助数字媒体的可见性和可复制性实现的外化。情感触发机制的存在可以令数字新闻实践产生传统新闻实践难以企及的社会效应，大规模的群体情感在新闻仪式中的迸发往往能够直接推动社会变革。

　　需要强调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事件触发、数据触发和情感触发往往是彼此结合、难以分割的，这是因为无论事件、数据还是情感博亚体育，在数字新闻生态下都具有遍在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标签运动（hashtag movement）：一个新闻标签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通常是由于事件的驱动；但除去早期的“标记员”以外，后续的参与者与新闻生态之间建立的关系则主要是数据性（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评论为行动贡献数据）和情感性的（如通过个人情感化叙事来构建集体新闻仪式）。因此，我们无须将这三种触发方式做界限分明的切割。在生态主义视角下，关系往往是无所不在的。

　　数字新闻实践的第二个过程要素是新闻行动者的联合（association）。“联合”的概念借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它指的是不同行动者出于共同的行动目标而建立的临时性聚合与协作关系。由于数字新闻生态的网络结构决定了没有任何单一的行动者可以独立完成新闻实践，因此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合对于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演化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新闻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最初往往是自发的和暂时性的，但随着某些实践模式的不断成熟甚至结晶化，联合可能会逐渐转变为一种“准永久性”的关系。比如自动化新闻（automated journalism）的发展，就是新闻机构和人工智能技术两类行动者之间的联合逐渐机制化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最初仅被探索性地用于地震报道，以及经济数据和体育赛事的播报，但现在已经演化成一种清晰的生成性实践机制，对既有的新闻观念和规范提出了一系列挑战。[7]数字新闻行动者联合的主要形式包括三种：不同人类新闻行动者之间的联合，人类、机构行动者与技术行动者之间的联合，以及以平台为中心的联合。

　　不同人类行动者出于特定的目标——尤其是公共文化目标——而形成的联合以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为代表性的实践模式，其本质是充分利用数字新闻生态的网络结构，克服传播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布不均的障碍，建立有效的协作产消机制以推动新闻议程的发展。[8]数字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为联合的发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连接不同时空语境下的行动者并助其维系与彼此的关系，确保资源流通的顺畅；另一方面，大量便捷的数字内容创衍工具和开放数据库为普通用户赋予了“准专业性”，令新闻行动保持文化深度和美学吸引力。这种联合方式在一些灾难性事件的“互助文档”的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联合起来的行动者通过贡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不断更新这一特殊的“新闻”，并在关键时刻产生不可估量的公共和道德效应。[9]与此同时，完全由非专业人类行动者组成的各种形式的协同行动机制，比如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公民记者网络（Citizen Journalists Network），也正在蓬勃发展。

　　人类、机构与技术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是数字新闻实践的基础创新动力。这很容易理解：既然数字新闻是“数字的”新闻，那么它的实践性是必然要涉及人、机构与技术、机器之间的交互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其对新闻生态的深度介入，“人机关系”正在成为构成数字新闻实践的一种基本关系。[10]这一关系的形成既受到人所固有和不断更新的技术认识论的塑造，也与技术本身进化的基本方向密切相关。从数字新闻实践的演进历程来看，这种联合最初体现为人和机构对技术的积极使用，其后渐渐演化为机器逻辑和人本逻辑在新闻实践过程中的协商与协调，而现在则朝向技术通过发展与人类行动者类似的属性来推动一种“后人类”的共生新闻生态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实践面临着失去人类主体性的可能，这使得人类、机器与技术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成为一场深刻的认识论危机的表征。与此同时，这种联合及其产生的强大实践效应也进一步印证了“数字新闻作为关系”对社会和历史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新闻实践的演进不仅解决社会问题、塑造公共生活，更预演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至于以平台为中心的联合，则折射出平台作为当下最强势新闻行动者的现状。平台作为一种物质架构，业已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的基础设施，它所提供的丰富的API接口是多数新闻行动者与新闻生态建立关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平台也作为一种实践的组织形式存在，它与新闻实践的另一种成熟的组织形式——新闻机构——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政治经济结构、商业模式、文化取向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11]在某种程度上，平台生态已经成为数字新闻生态最重要的“亚生态”，因此以平台为中心形成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合也就成为一种较为显著的新闻实践演化模式。与其他行动者大多具有单一或有限角色职能不同，平台是一种综合性、协调性的新闻行动者，它对新闻流通网络具有相当程度的支配性，同时也是新闻实践所需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数据和渠道——的提供者。以平台为中心的行动者联合模式的成熟，使“平台新闻业”在很多情况下成为数字新闻业的代名词。而对于平台背后的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不同实践范畴的有力形塑，我们应当保持批判性的审视。

　　总而言之，数字新闻行动者的联合是新闻实践在触发后得以持续演化的动力机制。数字新闻生态虽然极具流动性和挥发性，但某些具有稳态的新闻实践模式还是能够在行动者的某些结晶化的联合中渐渐形成。在数字时代，我们或许无法如过去那样勾勒出一个层次分明的新闻类型体系，但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众包新闻这样相对成熟实践模式的确立，还是为我们从经验层面解释数字新闻提供了助益。

　　数字新闻实践的第三个过程要素是新闻产品的扩散（dissemination）。在这里，“新闻产品”是一个权宜的用法，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以关系为本质的数字新闻是无法被具体化成如“新闻报道”“新闻节目”这样的产品的。但尽管如此，在新闻实践的发生和演化中，还是会衍生出大量可被观察和解释的“内容实体”，比如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标签和新闻评论、机器人撰写的消息和评论、众包新闻项目中生成的在线协同文档、利用可视化工具生成的数据新闻界面等等。它们可以被视为数字新闻实践的“物质痕迹”，作为有形的对象在新闻生态的网络结构中不断扩散以在更大的社会范畴构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只有这一扩散机制得以实现，数字新闻实践才拥有了发生和演化的证据。因此，数字新闻实践完成的成果不是新闻产品，而是以产品为表面形式的有形物质痕迹的扩散。

　　扩散是自然发生的，因为保持资源、信息和意义在内部网络节点间的恒久流动是数字新闻生态的固有属性。一些关键行动者会在扩散机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综合性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就是一种最为强有力的扩散网络，保持永动的新闻扩散本身就是平台赖以生存的一种基础商业模式。此外，国家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行动者，也会通过促进某些新闻产品扩散的方式来构建民族共同体仪式。[12]而扩散机制的存在也反过来为新闻行动者之间的联合预设了一个原则：联合的形成应当以尽可能推动其所产生的物质痕迹的“可扩散性”为基本目标。换言之，因为一切“新闻产品”都必然要以某种方式进入扩散状态，那么一种新闻实践的社会效应也将必然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创衍出更宏大的时空和文化维度上的可扩散之物。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扩散并不是数字新闻实践的终点，因为新的触发和联合会在旧的扩散机制中不断生成。数字新闻实践因此而成为一个无规则循环的网络化过程，数字新闻生态也因此而不断扩大规模、扩充容量。从批判性思维出发，数字新闻实践过程所体现出的这种持久的流通性可能会导致原始意义的流失和扭曲，制造信息失序和认知混乱，甚至带来操纵和控制的问题；但在数字社会发展变迁的宏大尺度上，新闻因此而拥有了更大的经验范畴，成为一种更具广泛辐射力和深刻指涉性的文化。对此，新闻学理论应当做出及时的回应，并进行建设性的知识生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1]常江,何仁亿.网络：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核心概念[J].新闻与写作,2022(03): 5-14.

　　[2]马克·杜兹,杨惠涵. 数字新闻业的未来：从经验到理论[J].全球传媒学刊,2021(05):80-92.

　　[3]杨奇光,王润泽. 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构建的历史考察与中西比较[J].新闻记者,2021(08):28-38.

　　[5]常江,朱思垒.从主动受众到情感公众：介入性新闻的技术缘起与文化阐释[J].新闻界,2023(08):4-13.

　　[6]田浩.“智识公众”：数字时代社区新闻的用户卷入机制研究[J].新闻记者,2023(04):26-35.

　　[7]陈昌凤.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实务赋能、理念挑战与角色重塑[J].新闻界,2023(06):4-12.

　　[8]杨奇光.从参与到众包：数字新闻业的开放生产机制与理念衍替[J].新闻界,2023(12): 4-12.

　　[9]徐笛,许芯蕾,陈铭.数字新闻生产协同网络：如何生成、如何联结[J].新闻与写作,2022(3): 15-23.

　　[11]姬德强.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比较体制与数字经济的视角[J].新闻界,2022(04): 4-10.

　　[12]常江,何仁亿.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J].新闻界,2022(02):21-29.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本刊学术顾问；杨惠涵：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常江,杨惠涵：数字新闻实践过程：触发、联合与扩散[J].青年记者,2024(04):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