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体育原标题：经典理论嬗变不只有传播理论！如何把握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与价值？丨论文速递
经典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嬗变一直以来都是新传考研中的必备专题之一，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讨论要远远多于新闻理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构建数字时代的新闻理论，从基本概念出发，探讨它们在数字时代下的变化与延伸。
本期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数字时代下的新闻业”这个小而精的专题，从新闻伦理和新闻价值的角度展开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梳理。希望能够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帮助同学们从基础部分再进行拔高，把地基打得更牢固。
①数字媒体革命使众多新行动者参与了信息生产和发布的过程。公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运作工具、可以制作“自媒体”。机器作为新的参与者，也加入了数字信息生产、分发、互动的队伍，自动化新闻成为数字新闻业的一个显要的发展形态，社交媒体机器人、聊天机器人、推荐算法、预测算法，以及多种智能工具在新闻编辑部的运用，变革了新闻实践，也正在变革新闻业的属性。
②数字革命带来了新闻业的结构性变革，催生了新型新闻业以代替传统媒体，媒体格局不再由传统的客观、独立的新闻业独占。最常见的替代性媒体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造的平台型、终端型媒体，包括社交平台，另一类是新闻记者个人创建的博客和网站。
③数字革命促进了全球互联。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的内容、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已经走向全球化。在内容方面，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全球性问题和事件；就覆盖面而言，媒体现在能够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生产面向全球受众的报道和故事；就影响而言，由于新闻媒体现在已遍布全球，它们所生产的故事也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
进入数字新闻业时代，有关新闻伦理规范、原则类型的争论日益激烈反映了当今转型中的新闻伦理的复杂性。
①数字技术对公众的赋权，催生了大量的“非专业传播者”，使得对原先训练有素的专业从业者所确立的新闻伦理规范难以发挥作用。众参与了信息的生产和发布，造就了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形成了“大众自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既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又是一种“自传播”——内容自主生产、接收自主选择、发布自主导向。
传统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媒体机构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缩小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节点，记者也成为空前扩大的传播网络中的一小部分。大众为主体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式强调具体的情景、移情、参与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明显影响了信息的客观性。
②代性媒体带来了更多复杂的伦理问题。过去传统媒体时代一套伦理规范即能大致确立的伦理标准，已经不适合数字时代复杂的新闻伦理关系中的客体——它们不再是有共同宗旨目标、有相近专业文化认同的专业媒体。
最典型的替代性媒体是社交媒体，它们传播了丰富繁杂的信息，并且在公众中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但是新闻伦理对它们并没有约束力。它们还时常被用以发布虚假信息、偏向信息、仇恨或有失庄重的信息。它们还增加了专业记者传播谣言、不准确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可能性；它们也已经成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平台，挑战着对新闻业至关重要的验证和事实核实过程。
③数字技术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上媒介伦理的开放性特征，使得全球化语境下的受众组成更加复杂。文化的多元背景使得手中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媒介伦理核心价值观——即伦理原则可能有所不同，对传播与媒介规范的理解也相异。一些传统的媒介伦理规范因此受到挑战，如客观、公正等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读。
①面对数字时代新闻伦理关系中主体多元的问题，应建立一个将媒介内容和消费者都考虑在内的媒介伦理。传统的媒介伦理并没有考虑受众，公众在传播中的角色未得到重视，媒介伦理是封闭的，仅仅关乎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人。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则需要与所有传播流言、事实和观点的人相关。传播的内容和规范不再掌握在少数职业媒体手中，一般的网民也能够而且应该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有所参与。
开放的媒介伦理着眼于数字时代受众身份的转变，以一种尚不严密的逻辑试图解决非专业的社会大众成为传播主体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在实践方面，各类自媒体平台所制订的伦理规范，便是主体面向大众的规范，如社交平台不断更新其使用规则，如Facebook、Twitter和微博等平台，不断完善其规则，其中不乏用户使用的伦理规范。
②数字时代新闻伦理关系中替代性媒体广受质疑，开放的伦理观正在成为实践应对的模式。专业媒体为了应对替代性媒体的挑战，已经意识到制定新规范来约束其从业者对替代性媒体使用的重要性。
比如关于信息源的规范，等作出规定：不能简单罗列来自社交网站的引语、图片或视频，绝不能把个人网页上的姓名和发现材料的网址作为饮用的出处。路透社也要求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能始终保持专业姿态，要遵循准确、不偏袒、真实的规范。
③关于数字时代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伦理适用范围扩张的问题，克里斯琴斯的“全球媒介伦理”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其一，在后现代社会中，孕育了印刷媒介的现代性正在消解，伦理的理性主义正在被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取代。
其二，印刷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建立在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启蒙认识论基础上，当认识论受到质疑时媒介伦理也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应当将伦理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本体论基础上。
其三，数字传播技术使得当今的媒体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全球化，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为媒介从业者提供共同行为准则和对媒体认识全球化的媒介伦理。全球媒介伦理理论确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具有性别包容性的、种族多元的媒介理论”。
①算法设计阶段：个人价值选择与机器学习的失控风险。技术人员设计算法程序时，算法创设主体会根据算法新闻收受主体已有数据及其网上阅读行为建立个人数字档案库，设计基于主观偏见的用户兴趣图谱施行个性化信息配比与推荐的机制，研发出相应的算法运行代码输入到人工智能中。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自动定义决策规则与自动修正决策规则，来生成可用于有效预测的模型。但机器处理数据常陷入“无说服力佐证”的怪圈，即算法分析统计数据所导出的结论常常带有不确定性，因为统计学方法虽基于概率的逻辑得出不同数据间的数量关系，却很难解释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统计学关注总体的数学关系，算法具体运作却牵涉个体问题，容易造成伦理侵害。
②算法新闻生产：算法身份造成的社会偏见。算法新闻收受主体置身数据世界，其过往经历已存在数据库里，当旧数据在算法引导下与新数据进行配型，便产生了一种别于现实主体的“算法身份”。人类数据化、数据拟人化的过程表明，算法技术等非人因素通过塑造用户形象对人产生技术意向性，使算法运用主体成为被处理与开发的客体。算法身份的产生暗藏伦理隐患，算法处理信息与做决策时总受限于原始数据。社会价值偏见若事先被植入数据中，从有瑕疵的数据导出的结论，公正性必受质疑，基于此产生的算法决策行为难免会对部分群体或个人造成歧视。
③算法新闻分发中的信息茧房。算法分类推荐机制是完成智能信息精准投放的主要手段。当用户检索信息时，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其偏好、兴趣与习惯进行预判，完成“画像”步骤，靶向推送符合个性化要求的各类信息。很多学者批评这种机制容易诱发“信息茧房”效应，对用户信息选择权构成威胁。因为这种量身定制以用户过去短期行为当作现时兴趣意向的判断标准，并不能适应其日新月异的需求变化。这种做法表面上迎合受众需要，实质上是将信息传播过程中衍生的伦理责任“甩锅”给用户，将其禁锢在信息孤岛上而难以听到不同声音
①监控机制。监控机制体现在运用技术手段严密防范用户数据在新闻生产与分发的环节中被泄露、误用、滥用或非法采用。
②预警机制。预警机制主要针对算法新闻生产者提供的新闻内容以及算法创设主体推送各种信息的传播行为实施审查，评估伦理风险；发布警告并责令相关主体进行修正。
③奖惩机制。新闻道德智能体根据算法收受主体反映的问题，对算法新闻主体责任方采取奖惩措施，配合有关部门督促责任方限期做出整改。同时，积极听取建议，解决自身程序漏洞，弥补设计缺陷。
新闻道德智能体则需开通24小时全天候的算法新闻伦理反馈绿色通道，凡接到投诉，迅速检索分析各项数据，明确责任归属。如果反馈的问题与智能体备案信息一致且涉嫌违法，其将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出通告，协助追究无视智能体警告与拦截、相互包庇的主体的法律责任。同时，新闻道德智能体还应担当社会正义的引导者，责成算法创设主体以公共服务为重，强化道德建设，提高平台建设人员的文明素养，改良画像功能，优化推荐机制。
《基础设施与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变迁：对媒介技术博亚体育、新闻时效性与相关性的考察》
在媒介哲学和媒介本体论看来，媒介具有中介性和物质性的特征,传播其实是在原本存在时空差异的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通过媒介而建立关联的过程。
基础设施强调了媒介的关联性，不仅连接着传播的主体与客体，还将二者所处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甚至能够直接影响传播关系与传播效果。这种基于基础设施所建立的关联，既包含着在不同时空基础上所造成的共时与共在，从而影响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也包括在物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形成的相关关系，从而建构出由人和物共同组成的关系网络。
数字时代到来之后，基础设施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达世界各个角落成为可能，而建立在平台化基础上的数字新闻生产和传播，都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平台来实现新闻内容的数据化及数据的收集、存储和运输。因为平台就是用来组织用户的互动的可编程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对新闻价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基础设施连接着不同的地理空间并决定着新闻的传播速度，由此能够影响新闻的时效性，以及由于传播速度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变迁；其次，基础设施还通过算法将不同的新闻内容以数据的方式关联起来，影响着新闻价值中的相关性。
虽然在数字时代以前，新闻的相关性已经以地理或心理相关的方式影响着受众的新闻消费，但是数字时代基于高速传播信息的基础设施和计算机语义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关联，远比数字时代之前的范围更广。数字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普遍运用已经改变了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传统新闻生产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主要依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经验而定，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事物的理解之上的，即以人类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为标准来对外界进行认知和感受。这样一种主体间性使得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对问题的理解、理论思维和实际行动来诠释世界的实践与意义结构，对新闻事件进行关联和诠释，然而却忽略了技术的维度。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通过长期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数码物和基础设施来分析媒介的时间、空间和相关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技术是如何影响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的。数字化或者是算法化意味着人生活在基础设施之中，并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来生活，而这些基础设施本身又受到更深层次的数据基础设施的监督、维护和控制。从基础设施和数码物的物质性视角审视技术对媒介的时间性和相关性带来的影响，则能够在新技术环境下深切认知新闻价值的变迁。
不同媒介技术条件下的基础设施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时间性是基础设施的核心问题，并且决定着空间。纵观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信息传播的速度如何影响媒介的时间性与信息在地理空间层面的传受关系，以及时效性在新闻价值判断标准中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周期决定了新闻的时间性，电子时代以前的新闻生产建立在延迟性的基础之上，事件从发生、报道到接收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决定着新闻的价值。
电报的发明第一次让信息传输在技术上摆脱了对物理交通的依赖，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也将传播从地理局限中解放了出来。新技术不仅仅带来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新体验，也因为传播所建立的新的连接，使事物之间产生更多的新关联。当整个行业为了寻求信息传递的速度而普遍使用电报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比信息来源更加重要。受制于基础设施的新闻传播速度越来越成为影响新闻的首要因素，新闻时效性的地位也达到从未有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传播速度的提升，时效性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商业价值被发现。
信息在本质上是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的一种商品，决定着媒介在工业时代特有的时间性。因此，时事新闻和信息都成为了商品，而作为商品的新闻其价值高低是由其传播时间来决定的，越不为人所知越是信息，各家新闻社都竭尽所能缩短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时间，杜绝任何中间环节的耽误从而保证新闻的“新鲜”。
从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消灭了新闻事件的发生与输入之间的延迟。新闻事件通过数字技术快速转化为数据，再通过基础设施快速储存和传输，及时送至接收者。这些计算组件和它们的基础设施所构成的巨大信息网络，创造了一个新的时间范围， 造成了“即时报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输入的真实效果已经与实时传播合而为一，所以事件的发生、输入和传播构成唯一的，也是同一的时间实时(real-time),从而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时间效应”。
数字新闻的时间性，正是建立在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和数码物所建立的时间关系之上。媒介的物质性特征强调了基础设施在传播速度和客体间关系的建构上对新闻时效性的影响。基础设施在新闻传播参与者中间起到了重要连接作用，连接既是产生时间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时间实时和空间共在的基础。无论当今传播速度多快，新闻的延迟性从物质特征上说是无法被消除的，延迟性也决定着新闻价值。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都是通过基础设施而转化为数码物，数码物在连接不同时空的同时还让客体物产生了更多的关联，从而造就新的时空环境。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不可忽略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及其对新闻价值的影响。
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及新闻产品是信息文明的产物，其生产、流通与分发的逻辑不同于此前工业时代背景下新闻业的内在规律。在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以流水线、标准化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催生了包括“新闻价值”等在内的西方新闻专业理念与新闻生产的经验坐标，而由信息技术所形塑的数字文化则一方面继承了工业文化中有关新闻价值体系的理念脉络，另一方面又对经典理论不断进行着反拨、调适甚至重构。
新闻价值是体现新闻规范和新闻专业性的核心理念，是新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其体现在新闻选择和“新闻判断”的过程中并用来说明一般性的事实何以成为新闻。与其说新闻价值反映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要和偏好，不如说新闻价值反映了新闻生态环境中复杂的经济因素、组织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文化因素。
鉴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机械地将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总结为“若干条”的形式会阻碍我们在变动的语境中“评估和理解什么是新闻”。数字时代下，数字技术通过重塑“记者-用户（受众）”的关系扭转了既往新闻选择的过程，因此，不同新闻媒介平台上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需要进行细致区分。
对于中西方新闻业关于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性而言，其“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学者单波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化”与“去西方化”是交织演绎的两种文化心态。
从新闻实践的历史经验来看，新闻价值的确立不是新闻行业发展进程中一蹴而就的产物，而是与媒介技术革新、新闻产品的创新，以及整个新闻产业规模扩大相伴生的结果。
数字时代，新闻的内容与生产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从一个工业社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物逐步进化为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生产结果——新闻开始成为一种产品，其不再仅是代表着某一媒体的品牌，而更关注作为产品的质量以及用户的真实需求，新闻业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变对中西方新闻价值的体系构成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西方新闻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本质”、“认知”、“社会”和“话语”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数字新闻价值的四种体系。
“本质”立场：该立场的研究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报道内在、固有且独立于新闻记者之外的；
“社会”立场：该立场的持有者则认为新闻价值是媒体组织结构和日常生产关系的结果；
“话语”立场：该立场着重分析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话语实践的方式建构新闻价值。
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和构成体系既具有共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①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而言，中西方均注重冲突性和感官体验，中国更加注重借助基于平台属性特点的算法调节工具将公共价值纳入新闻价值判断的体系之中。
【西】西方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与传统新闻价值的差异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为凸显，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选择会更加依赖目标受众的兴趣和喜好而非沿循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可分享性”和“可视听性”等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要素。“不同寻常性”“猎奇性”等以偏离正常情况作为新闻报道核心内容的做法，进一步体现出数字新闻价值判断呈现的新面向。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受众对窥视他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具有“人情味“的新闻故事是迄今为止最受西方公众欢迎的数字新闻产品类型，“实用性”也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价值判断的新要素。
【中】对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价值判断而言，“推荐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和“治理低质量信息”是同等重要的工作，因而对于平台运营者来说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需要善用智能算法。同时，新闻价值的判断直接影响着新闻的体裁，“软话题（如娱乐和奇闻）+硬话题（如生活 / 社会）”的组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引发较多关注和转发，而单一领域的新闻报道则会降低用户互动的频度。因此，数字时代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相当于是对用户兴趣的预测，对于新闻价值的精准把握和取舍有利于新闻媒体获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
②对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而言，“时新性”、“接近性”等要素均被中西方所解构，中国新闻业更注重将是否具备沟通性和共情性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依据
【西】在新闻产品社交化的语境下，传统新闻价值中的“时新性”和“接近性”等要素似乎并 不会增加用户分享的可能性，最常见的以“时新性”为第一价值导向的新闻报道甚至会削减社交媒体用户互动的次数，片面追逐“时新性”还被认为是可能妨害权力平等的危险做法。
【中】基于数字时代的特点，自媒体平台上价值更加多元化，这也使得新闻价值的取向需要不断适应平台发展和变化。中国新闻业注重对自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价值进行引导，其中“沟通性”与“共情性”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的首要考量。“沟通性”与“共情性”价值取向的形成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理念，以往以“真实”为价值诉求和操作准则的观念正在让位于以“沟通”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③西方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更为具体和细致，中国新闻价值的判断体系则更为宏阔且注重突出新闻价值判断促进社会治理的现实效用。
【西】西方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中有关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出现了细致化特点。学者李普曼、Galtung和Ruge等人提出的新闻价值属性分别描述为5至7个关键词，比如关联性、接近性等。而数字时代西方学术界对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划分已经远远超越了既往的“五要素说”和“六要素说”等，学者 Harcup 和 O’Neill 将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归类为15个方面，针对细分新闻类型，学者 Cocking以旅游类新闻为例提出了适用于该类新闻价值要素的分类标准，具体包括魅力性、文化框架在内的7个要素。
【中】目前中国学者对于数字新闻价值的分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总体来看，不论是中国学界还是业界，对于新闻价值的讨论仍旧以强调社会责任、注重社会效益为目的，能否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以及服务于国家发展为目标是中国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对于新闻价值判断秉持的重要标准。
从中西比较和对话的立场出发，中西方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互通存在可能性。这是因为，关于新闻价值本身及其分类的必要性得到了中西方学者们的认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诞生于工业文明背景之中的西方新闻价值理念对近代中国新闻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数字新闻时代。
中西方新闻业同样注重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围绕新闻价值开展学术研究，对新闻价值开展类型划分与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理解数字新闻生态的本质。例如数字时代，中西方学者关注经典新闻要素中的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但也对“时新性”等理念进行了批判——西方新闻业主张将“时新性”调整为“实时性”，中国新闻业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做出延迟发布的考虑，而并非以“时新性”作为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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