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体育蔡雯 伊俊铭（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伊俊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规避新闻加速风险的路径不在于拒绝技术使用，而是要通过“技术善用”寻求适应性增长模式，最终实现新闻业速度解放。

　　“用时间消灭空间”贯穿在人类传播史中，从古代信鸽、烽火到近代电报、电视，再到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提升着人类传播速度。据海林恩（Francis Heylighen）计算，在200年时间里，人类信息传播速度提升了100亿倍[1]。作为人类传播中介，新闻业对这一由技术变革驱动的传播加速感知尤甚，并不断提升着新闻生产速度。尤其在当下，随着数字技术对事实发生与信息传播之间时距的进一步消弭，新闻时间性随之而变革，“新闻时间加速”成为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突出现象。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技术在新闻加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此，本文首先论证从“技术—加速”路径展开新闻加速研究的合理性；随即沿着这一路径，立足新闻生态，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对新闻加速产生的变革表现、风险及规避路径。通过对技术维度下新闻加速的探讨，本文希冀能够促进新闻业善用技术，由此重置新闻时间结构，实现良性新闻生态的建构。

　　对“技术”的关注贯穿在速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peed）流派之中，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探析了技术与社会速度的关系。例如，速度学鼻祖维希留（Paul Virilio）开创了从技术维度讨论社会加速的先河，他不仅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速度史，而且依据技术将人类历史分为自然速度、相对速度以及绝对速度三个阶段[2]。除此之外，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从时间视角对晚期现代性作了社会病理诊断，并发展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探讨“何谓社会加速”时，罗萨明确指出，“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3]。由此可见，近现代社会速度研究不可避免地都会触及“技术”要素，技术不仅直接驱动了社会加速，而且技术加速本身也是社会加速的重要构成。

　　新闻业作为社会“时间性组织”[4]，历次新闻加速都与媒介技术革新密不可分。印刷术催生了现代报业并形成“截稿日期”等生产时间常规[5]。电报技术则塑造了“每日新闻”生产周期[6]。随着卫星新闻采集车（SNG）等技术的发展，新闻现场直播应运而生，新闻速度朝向实时性发展。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全面渗透，产生了一系列围绕技术速度属性而生的新闻时间变革。总的来讲，技术对新闻速度同样具有重要驱动力，并重塑了新闻生产价值、常规与时间结构。由此，从“技术—加速”研究路径对当前新闻加速现象全面探析十分重要与必要。

　　数字技术速度属性渗透于新闻时间之中，由此不仅使得新闻生产模式呈现出以“即时”“全时”为核心的加速生产特征，而且在新闻理念上形成了“即时性神话”与“技术速度崇拜”，并开始主导新闻生产。

　　在新闻生产层面，数字技术对新闻加速驱动的核心在于对“截稿时间”的变革。传统媒体时代，截稿时间影响着新闻业整体生产节奏，速度处在媒体可控范围之内。步入数字时代以来，数字技术永久可达性、持续可及性等速度属性颠覆了传统新闻业时间结构，所有媒体开始共享以“此时此刻”（Now）[7]为死线的截稿时间。这一截稿时间标示着事件发生与报道之间的时差趋向于0，数字新闻生产模式由此呈现出“即时”“全时”的特征，即媒体一方面必须对刚发生的事件进行“即时”生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态不断发生，为保障生产速度，媒体还需对事件展开“全时”的覆盖式关注与持续报道。其中，当前学界提出“24/7”模式以描述媒体在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内持续展开新闻生产的加速现象。

　　传统媒体时代，截稿时间使得不同媒体能够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类型新闻事件进行控制，并基于此维护自身新闻权威[8]。当前“此时此刻”截稿时间的共享消弭了媒体间差异化的生产时间模式，“速度”成为体现媒体新闻生产专业性并树立权威的重要标准。由此，数字新闻业兴起了“时间竞速”。

　　在此过程中，新闻业内一方面兴起“即时性神话”，即时性不仅被上升为新闻核心价值，而且开始主导并成为新闻生产中需遵守的首要原则[9]。例如，“刚刚体”在当前数字新闻标题生产中的走红，其本质体现的正是新闻业对“即时性”等新闻时间价值的认同与实践。另一方面，新闻业开始重视并利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优势展开新闻生产时间竞速，逐渐形成了标榜数字技术优势的“技术速度崇拜”理念。例如，《科技日报》在评论写作机器人25秒完成九寨沟地震新闻生产时称，“25秒能做什么？人类或许还处在惊愕中，机器人已经完成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自动写稿的全过程，并通过各个平台发送给亿万人”。

　　从时间社会学角度来讲，新闻时间不仅是编辑室内日常新闻生产等实践的参照体系；而且作为“社会时间”的基本构成，以其“社会属性”深刻影响着编辑室内外部主体及主体间的基本认知、日常行动与交往。由此，“新闻加速”作为当前新闻时间结构变革的核心现象，其产生的影响也不仅限于新闻编辑室内，而且面向整个数字新闻生态。

　　依据上文分析，受数字技术速度属性影响，当前新闻业形成“即时”“全时”数字新闻生产模式，并在价值层面表现出“即时性神话”与“技术速度崇拜”理念。围绕于此，立足当前数字新闻生态，本文认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闻加速在媒体组织、新闻消费以及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着风险影响。

　　首先，“即时”加速生产意味着，当新闻事件出现任何变动时，媒体都需即时作出新闻更新生产。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当天，国内媒体多践行着这一“即时”加速属性，有时两条新闻的时距不足1分钟。从新闻内容品质角度来看，这一生产模式存在碎片化与浅薄化问题。一方面，每条即时生产的新闻呈现的多是支离破碎的事实片段，很难全面深入地体现新闻事件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面对即时生产速度压力，媒体缺乏充足时间展开新闻策划与报道，只能对事件基本信息进行简单描述，由此新闻深度大幅下降，呈现出浅薄化问题。

　　其次，在“全时”加速生产要求下，媒体需对社会动态展开全天候新闻生产。然而，当前大多数媒体很难拥有足够人力、物力资源实现全时性的新闻原创生产。由此，为了满足持续更新的加速要求，媒体开始将生产重心转移至对“网络新闻”的转载与重新包装[10]。在此背景下，数字新闻生产呈现出同质化问题，尤其体现在当前短视频新闻生产中。例如，今年六月，“北京动物园”抖音账号发布一段熊猫丫丫的活动视频，随后国内各类媒体采用这同一段视频素材生产出高度同质化的新闻，仅对视频说明文字做了简单修改。

　　最后，“即时性神话”作为媒体树立权威的新价值，在实践中表现为“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发布新闻”[11]。因此，为了抢发新闻，媒体往往会极大缩减新闻核查时间[12]，甚至有时会将事实核查流程后置，即先抢发再对事实进行核实/修补。这一模式极易造成新闻失实问题，例如中国航空报曾在“东航MU5735坠毁事件”中抢发了“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新闻，后被证实为失实新闻。在后续道歉声明中，该媒体同样反思了“对相关事实核实不严谨”的问题。

　　当前数字信息环境冲击并解构了传统新闻话语体系，新闻业面临新闻权威丧失风险。在此背景下，新闻业将“即时性神话”等速度理念视为维护专业权威的核心话语，并借此主导新闻实践。但从事实来看，通过标榜“即时性神话”维护权威几乎不现实，且存在使新闻业丧失本身独有价值话语的风险。

　　首先，在数字生态下，速度并非新闻业独有优势。现有研究发现，当社会出现热点事件时，往往都是先由“自媒体”推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随后再由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与舆论引导[13]。除此之外，当前政务媒体的兴起也剥夺了新闻媒体的信息首发权。因此，仅标榜“速度”，新闻业很难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比较中彰显自身新闻生产的独特价值，甚至会因生产速度的落后而为其他内容生产主体做“嫁衣”。

　　其次，当前新闻业对“速度”的权威宣称，可能会与传统新闻权威线]。正如上文分析，当前新闻加速实践存在失实等风险，其本质损害的是传统话语中长期标榜的真实、客观、准确等价值。在“速度”未能建立起新新闻权威的背景下，传统新闻权威话语又在新闻加速实践中被损害。由此，正如Usher对美国都市报的田野研究指出的，对“即时性”速度的实践追求可能最终会摧毁媒体仅存的一点权威主张[15]。

　　新闻加速扰乱了用户对新闻信息的有效认知。一是媒体抢发新闻出现的失实问题误导着用户认知。二是新闻的碎片化、浅薄化使得用户对事实的获取也多呈现为零碎事实片段，用户很难理解并消化他们看到的新闻，由此也很难构建出一个清晰完整的社会世界。对此，相关研究指出，新闻加速使得新闻消费出现“拼贴效应”（the collage effect）[16]，即新闻体验在时空维度上呈现为混乱的拼贴画。该问题在“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新闻报道中较为典型。在事件初期，新京报为抢时效第一时间发布了“女司机逆行导致车祸”的失实新闻，多家媒体相继转载，误导了用户信息认知，引发了对“女司机”的网暴。媒体后续更正了失实信息并持续推进了对事件动态的追踪报道。但由于这些新闻更多呈现为事实碎片，不同用户阅读的新闻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事件认知存在差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些用户已经了解到“女司机逆行”是失实新闻，但一些用户依然停留于对早期失实报道的认知，由此在网络中持续交织着对“女司机逆行”的评论。

　　新闻加速对用户新闻消费行为同样具有风险影响。在新闻加速背景下，一方面，媒体间的时间竞速加快着信息传播节奏；另一方面，新闻业标榜着“即时性神话”，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户产生了对信息获取速度的高度期待，相应出现了“新闻催更”行为。对此，现有研究通过对“安阳狗咬人事件”的案例分析指出[17]，如果媒体一味通过各种加速生产方式来满足用户催更需求，那么极易导致用户“盲目性”与“情绪化”催更行为。其中，盲目性是指用户开始“违背事件发展/报道规律，无限度地对信息生产速度提出不合理要求”。显然，媒体难以达到用户盲目催更的速度要求。在此背景下，用户可能会发表一些偏向指责乃至阴谋论的情绪化评论，媒体自身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新闻加速与社会舆情管理模式（尤其是处理速度）间存在矛盾，继而影响了现代社会治理效能。首先，从新闻业角度来讲，一方面，我国主流媒体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与重要构成，在发生舆情事件时常被公众视为官方发言人；另一方面，在当前新闻加速背景下，新闻业自身也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强调新闻生产速度。相应的，社会舆情爆发时，公众多希冀主流媒体能够及时传达权威信息以息乱象。

　　然而，从社会舆情管理角度来看，目前相关管理部门在处理社会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时依然沿用传统舆情管理模式，一是在舆情处理方式上倚重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屏蔽方式限制信息传播，对于负面、敏感信息多是希望一禁了之[18]，媒体常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二是在舆情处理流程上更偏向于“事后处理”，即待舆情爆发以后才展开相关处理，并且处理普遍相对迟缓。

　　由此，在网络舆情爆发过程中，例如“山西疫苗事件”“河南林州民警摔童事件”“丰县铁链女事件”等，部分主流媒体出现“迟缓发声”乃至“集体失声”现象，与当前新闻加速下标榜的“即时性神话”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这一冲突不仅严重损害了主流媒体自身的公信力，而且也易导致各种谣言、阴谋论的出现，甚至出现舆论失控风险，最终阻碍互联网清朗空间建设、影响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数字技术影响了新闻加速生产理念与模式，并相应产生诸多风险。由此，如何规避新闻加速风险必然也要回到“数字技术”本身来思考。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新闻业需在理念上实现“技术为我所用，寻求适应性增长”；而在实践上则通过“技术辅佐生产，缩短非核心新闻生产流程时间”以实现技术善用，最终促进新闻速度解放。

　　对于如何实现新闻速度解放问题，罗萨对社会加速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具体思路。在罗萨视野中，社会加速由“动态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扩增世界（范围）”的文化特质所驱动。他指出，实现速度解放的核心不在于抵抗结构力量，而是要转变面对速度的文化理念，即不再为了加速而加速，而是要推进“朝着期望方向改变现状（例如，为了克服短缺或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的加速[19]，即找寻一种以解决问题为旨向的适应性增长模式。

　　聚焦新闻业，当前数字技术作为基础设施已然搭建起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世界。因此，实现新闻速度解放的举措显然不能从结构层面拒绝数字技术使用或抵抗数字新闻生态，而是应从文化层面实现加速理念的转变。上文分析指向了对上述新闻业内兴起的“即时性神话”与“技术速度崇拜”的摒弃，应着力推进以解决问题为旨向的适应性新闻加速。

　　那么，如何摒弃“即时性神话”“技术速度崇拜”？换言之，如何实现以解决问题为旨向的新闻加速？这促使我们深思一个元问题，新闻业推进新闻加速为了什么？从技术视角来看，在数字技术建构的高速信息环境中，新闻业推进新闻加速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传统新闻时间结构失灵问题。但正如上文分析，当前新闻业在加速过程中对数字技术速度属性的实践与认知存在着依赖与崇拜误区，由此使得数字技术速度属性开始主导新闻生产，并最终对媒体组织、新闻消费以及社会治理产生了风险。简言之，当前新闻加速是新闻业依附于数字技术速度属性展开的无目的的加速。由此，实现新闻速度解放，首先需在文化理念上转变对技术速度属性的认知，即从“技术速度崇拜”转向“技术为我所用”，即在保障新闻业主体性基础之上再来探析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建构新新闻时间结构，最终在适应性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新闻速度解放。

　　如何在新闻生产中实践新价值理念？事实上，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具有多重工具属性面向，而并不局限于“速度”这一单一维度。因此，当前新闻业若寻求在新价值理念下实现新闻速度解放，应充分挖掘除技术“速度属性”以外的其他工具属性，从而通过“技术善用”实现适应性增长。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下面探讨利用数字技术在保障新闻速度基础上有效规避新闻加速风险的具体举措。

　　对媒体组织而言，新闻加速目的在于缩短整体新闻生产时间，继而在单位时间内更快地发布更多新闻。对此，除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速度属性展开即时、实时新闻生产以外，新闻业可以将一些非核心新闻生产流程交由技术进行“初步”处理，从而将人力、物力资源集中于新闻生产核心流程之中。由此，既能通过缩短非必要生产时间而提升新闻整体生产速度，也能够更好地保障新闻内容品质并维护新闻权威。

　　目前，新闻技术可以有效应用于新闻生产流程前端的“事实核查”与“新闻写作”来缩短生产时间。首先，事实核查方面，新闻媒体可以在社会热点事件爆发初期，将对事实的初步核查工作交由数字自动化技术，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对信息准确性进行分析和验证，进而在新闻生产初期快速识别出虚假信息和谣言。由此，这一技术应用不仅大大节省了新闻核查时间，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失实信息干扰，即在保证速度的同时降低了失实风险。尤其在当前“深度伪造技术”愈发成熟的背景下，应用技术工具以核查视频、图片真伪能够有效提升新闻生产的效率与质量。例如，2020年谷歌技术公司Jigsaw推出一款名为Assembler的图片核查工具，可以帮助记者快速鉴别出被篡改、合成的图像，目前已被法新社等全球十几个新闻和事实核查组织共同测试[20]。其次，数字技术在新闻写作层面可以为媒体提供两方面技术支撑。一是记者在进行新闻写作时，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新闻数据库（News Database），从而以最小时间成本梳理出事件整体脉络以及相关历史背景资料，由此保障新闻生产速度与内容深度。除此之外，媒体还可以利用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快讯等简单新闻稿件进行初步写作。例如，“快笔小新”“AI云智剪”等智能生产工具在北京冬奥会上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媒体对赛事信息的生产速度与效率。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事实核查还是新闻写作流程之中，数字技术更多只是在新闻生产初期阶段辅助媒体提升生产效率与速度，新闻最终把关人一定要是“人”而非“技术”。

　　对于新闻加速对用户新闻消费“认知”“行为”两方面造成的风险影响，新闻业可以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可编辑性功能及社交可供性来有效规避。

　　首先，“可编辑性功能”有助于实现新闻信息整合，从而克服当前新闻加速生产带来的碎片化、浅薄化、失实等问题，继而也有助于提升用户对新闻全貌的认知。具体来讲，与过往在数字平台上以多个链接、帖子或话题对事件动态进行碎片化更新报道不同，媒体可以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可编辑性功能在一个链接内实现对新闻事件的持续追踪报道。由此，用户可以对新闻报道整体进程以及事件发展全貌形成相对完整的认知，有效克服新闻加速生产下新闻认知混乱的问题。例如，中国新闻网在报道“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时，利用知乎平台内容生产的可编辑性功能，在一个回答区内持续更新事件动态，由此收获了广泛关注。

　　其次，对新闻加速背景下用户新闻催更的盲目性、情绪化风险，媒体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社交可供性有效缓解这一风险。具体来讲，当前数字技术变革了媒体与用户之间传统“传—受”单向关系互动模式。由此，媒体应积极建构与用户的双向沟通关系，一方面借用数字技术交互性（interactivity），吸纳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借助公众力量搜集新闻素材及事实纠错；同时也可以使其在参与生产过程中了解新闻报道与事实发展之间的时间规律，由此降低盲目性催更风险。另一方面，媒体可以通过适当提升自身新闻生产的“透明度”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从而缓解催更时间压力，即借助数字平台积极主动向用户报告新闻生产进程与期间限制因素，由此回应用户的催更需求，平息针对媒体报道迟缓而滋生的谣言与阴谋论，从而解决情绪化催更问题。整体来讲，适应数字信息传播节奏的方式并非一定是新闻生产加速，也可以是媒体对用户新闻消费需求的积极回应，即通过关系互动来缓解时间压力。

　　受传统舆情管理模式限制，我国新闻业常在热点事件中出现迟缓发声或失声问题，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保障我国新闻业在舆情事件中的报道自主权及发声速度对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从技术应用角度来看，新闻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舆情实时监测和警报系统，从而实时、及时监测社会热点事件舆情发展动态，将舆论引导从过往“事后处理”提前至“舆情爆发前期”。换言之，媒体可以通过权威性的新闻报道来及时占领舆论制高点，及时消除、阻断相关风险舆情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媒体可以从“传统媒体时代舆情的事后官方发言人”转变为“舆情事件爆发前的守门人”。例如，在“云南亚洲象北迁事件”中，当野象逼近人口密集城区易引爆舆情时，新闻媒体及时监测舆情，并通过重构新闻叙事框架从而推进公众情绪与舆情趋向正面，缓解了公众对野象生存环境及人象冲突的担忧[21]。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不仅保障了新闻生产速度，而且通过自身的舆情管理一定程度上扭转传统的被管控的角色，赢得了一定的报道自主权。

　　回到文初问题，数字技术在新闻加速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驱动角色乃至主导角色。具体来看，受数字技术冲击，传统新闻时间结构失灵，为适应数字信息传播节奏，新闻业逐渐形成“即时”“实时”生产模式，并兴起“即时性神话”与“技术速度崇拜”价值理念。在此过程中，当数字技术“速度”属性主导新闻加速，由此首先在媒体组织层面造成新闻生产“碎片化”“浅薄化”“失实”以及“新闻权威丧失”等问题；其次导致用户新闻消费出现“信息认知混乱”以及“盲目性、情绪化新闻催更”现象；最终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上述风险问题，未来新闻业应在价值理念上将“技术速度崇拜”转变为“技术为我所用，寻求适应性增长”。在具体实践中，则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其他工具属性，例如发挥数字技术在事实核查博亚体育、新闻写作、用户沟通、舆情监测等流程中的功能，从而在“技术善用”过程中实现新闻速度解放，建构良性数字新闻生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本文虽聚焦于数字技术驱动下新闻加速的风险问题，但这不意味着当前新闻加速没有实现新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新闻时间建构于数字新闻生态内行动者的关系互动，由此，除关注“数字技术—新闻加速”关系以外，新闻加速与其他人/非人行动者的关系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研究”课题（批准号：22JJD860015）阶段性成果；受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编号：2022XWTD01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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