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体育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

　　我们常说，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名叫“数字时代”的发展阶段。什么是“数字时代”？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传统或许会给出不尽相同的答案。但无论这些答案在形式上多么参差多元，它们在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进行归因时，总要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传播和通信科技的数字化革命对信息、关系、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方向的重塑。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我们不妨将“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描述为数字媒体生态（a digital media ecosystem）的兴起。

　　所谓数字媒体生态，指的就是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共同构成的信息与传播环境，这一环境主要通过身处其中的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维系着自身的稳定性。[1]而作为最重要的媒介信息产品，同时也是为人类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最重要的公共性叙事，新闻的内涵、边界和价值指涉也在数字媒体生态的培育机制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新闻不再只是媒体机构对客观事实的报道和呈现，而演变成由传统新闻机构、层出不穷的新兴“自媒体”，以及海量普通用户所协同参与的大型参与性行动网络。一些曾被认为不言自明的新闻的本质属性，比如“真实性”，如今已经变得十分模糊，并引发了有关“后真相”的种种激烈讨论。[2]就连与新闻相关的行业——新闻业，以及以新闻为志业的专业群体——新闻记者，也成为高度挥发性的存在，不但缺少通行的界定标准，而且似乎随时处于变动状态之中。[3]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研究新闻学、构建新闻理论，无法绕开对新闻进行重新定义的工作，因为对于“数字新闻”的准确理解是整个新闻学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基石。

　　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一线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就如何在数字媒体生态下重新理解新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体现了新闻学作为不同人文和社会观念传统“交叉地带”的独特性，以及新闻学理论体系内部的话语张力。总体而言，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渠道说。这种观点采纳媒介理论的认知方式，认为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其流通渠道的（channel）根本性差异。作为数字信息环境下的原生内容，数字新闻的分发与扩散完全通过互联网渠道完成，并以接入互联网的智能终端为传输的终点。至于传统的流通渠道，比如印刷媒介或广播信号，则并不存在于数字新闻的流通机制之中。基于“媒介即讯息”的经典媒介观，流通渠道（中介）的差异对于新闻形态、内容、叙事和文化的影响是本质性的，因此也应被视为数字时代新闻再定义的核心维度博亚体育。[4]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当下新闻流通的主要平台，因此其机制和规则便成为界定新闻概念的重要参照系，理解数字新闻的关键问题也就凝聚成：什么样的“事实”或信息能够被平台接纳、赋予足够的权重并拥有转发扩散的潜质？

　　第二，样态说。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继承和修正，其主张将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是新闻的内容、形式、表征和叙事。由于数字新闻是由前沿技术创新所驱动生产的信息产品，因此其在样态上体现出数字媒体的典型融合性特征，通常是文本、音视频、互动元素与设计思维紧密结合的产物，并致力于为受众提供更加感官化、卷入性和沉浸性的接受体验。[5]从样态的角度界定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新闻”，不可避免地要对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做出反思：支配新闻生产的主导性力量，还是作为文化精英的记者群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下以专业性法则为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的权力协商吗？数字工具及其承载的理念究竟为新闻生产提供了什么样的新逻辑？

　　第三，产业说。这种观点主要基于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的本质是一种新形式的信息产品，其因综合技术环境的影响而体现出准入障碍少、分发成本低、形态非标准化、发行（售卖）范围广等“后工业”特征，并据此代表着一种新的行业模式的出现。从产业视角进行的概念化工作得以令研究者暂时回避对数字新闻的哲学或认识论本质的纠结，而单纯将数字新闻视为一种人类信息需求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再产品化”的结果。[6]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兴数字机构的生产机制和运作模式上，同时也得以对数字新闻业与科技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批判性考察。

　　第四，文化说。这种观点显然承袭经典文化理论，主要从“应然”的角度对数字时代的新闻进行重新定义：新闻应当成为信息民主和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实践形式，而数字技术的普及由于让信息生产机制变得更加开放、让信息流通体系变得更加晓畅而应当被更加充分地运用于新闻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从文化理论出发，新闻是人类一种旨在创造意义的物质实践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类行动者将一度为职业精英所垄断的新闻实践的参与和介入视为“前数字”和“数字”新闻之间最本质的差异。[7]作为一种大众介入性的文化，数字新闻成为理性与情感、专业规则与个体经验、客观主义方法与主观能动性的杂合体，这促使研究者从价值的维度对新闻的规范和伦理等问题进行不断的追问：新闻是否仍是“历史的底稿”和“可信赖的公共档案”？人的情感、经验和能动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让新闻实践更加接近民主和公共性理想？

　　对数字新闻的不同界定方式，体现出这一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精微性（nuance）：一方面，鉴于其鲜明的实践属性，新闻的定义必须以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经验现实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因外部条件和内部观念的剧烈变动而尚不牢靠；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关乎对真相（truth）的媒介再现和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因此其定义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经验现实本身，而保有规范性甚至理想主义的维度。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或建立一种可以将新闻的“实然”和“应然”维度有机结合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为起点进行数字新闻学体系的建构。而本文认为，生态视角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

　　所谓生态（ecology/ecosystem），一如在引言部分所分析的，其实是一种将复杂历史和社会条件视为总体性、联动式、动态性环境的视角。而与一般的“环境视角”不同的是，生态视角兼有功能分析和价值评判维度，既主张在观念和实践上探讨构成环境的各要素如何通过建立内部互动网络以追求稳态的动力机制，也呼吁在制度和道德上追求环境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将数字新闻首要看作被数字技术所中介化的媒体生态所培育出的一种行动和观念的混合体，它是一种致力于维护系统稳态的、一系列建立在信息交流实践基础上的关系的产物，并同时接受在这些交流实践中生成的制度、惯例、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约束。

　　具体而言，数字新闻是在两种关系的各自演变和相互作用中被培育出来的。一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此处，“行动者”包括所有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追求和获取新闻经验的人，以及参与新闻传播过程的技术、制度、机构、惯例等非人类行动者——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二是在行动者和环境——亦即整个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在这组关系中，行动者和新闻生态相互促进、彼此构成，但结构性的生态力量更为强大，它为各种与新闻经验相关的行动设定规则和框架。因此，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既不是“文本”也不是“生产者”或“受众”，而是行动者网络内，以及行动者与新闻生态共同构成的动态关系。例如，作为数字新闻最具代表性、也最成熟的样态之一，数据新闻即可被视为数据技术、数据主义意识形态、尝试通过数字化转型以维系生存的新闻机构与从业者，以及包孕在经典新闻生产理念基因中的精确性价值目标彼此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以日趋数据化的新闻生态为基本环境，同时也维护、约束并调适这一环境。数据新闻不是由上述复杂关系中的任何单一要素生成的，而是所有行动者及其共同构成的新闻生态的多元流动逻辑相互交缠的结果。

　　与此同时，生态视角还决定了我们对于数字新闻的定义必须包含规范或价值的要素。简言之，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定义既符合数字媒体生态对其包含的诸元素的基本要求，也服膺新闻业在其诞生之初对历史和社会做出的民主承诺（democratic commitments）？答案显然存在于生态理念对“公共性”的强调之中。一种健康且可持续的新闻生态，必然要为不同行动者的意图、文化偏向和价值追求创造充分的协商空间。如同一座繁荣而有温度的城市必然要有足够数量且运维良好的广场、剧院和公园一样，一个理想的数字新闻业也必须确保其内部关系体系中要包含充分的公共性元素，如接口广泛、价值多元的信息平台，以及在总体上支持初创新闻机构、包容另类新闻样态的制度环境。因此，在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中，对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及其隐含的数据殖民主义倾向的严肃审视是十分重要的，其目的就是要竭力避免本应是公共领域的平台被科技资本主义改造为新的控制工具。

　　这样一来，我们便得以对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或数字新闻做出新的定义：数字新闻是由数字媒体生态及其行动者网络所培育的一种令新闻经验得以形成的公共性信息关系。在这一概念体系下，新闻既是产品也是过程、既是观念也是实践、既是事实也是话语。数字新闻业因此而成为一种高度液态的存在：新闻机构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中心，新闻专业文化要将多元行动者的介入性逻辑纳入其中，而新闻伦理也亟待以建立良性关系为诉求做出元伦理层面的校准。[8]

　　由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成为一种以关系为概念内核的经验体系，因此其核心特征也与传统新闻形成了本质性的差异。我们对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工作，应当在对这些差异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完成。

　　首先，数字新闻是巨量的。由于数字媒体生态下关系的遍在性，以及数字技术对信息和经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数字新闻在体量上与传统新闻存在几何级差别。在数字环境下，每一种新技术的诞生都意味着新关系结构的出现：Web2.0架构带来不同新闻行动者的网络化关系，结构化数据库带来人与信息之间的精确性认知关系，智能推荐算法带来人与机器系统之间的矛盾共生关系……而新的新闻经验就在这样层出不穷的关系结构中不断被培育出来。如果我们截取传统的“内容”或“产品”维度，会发现新闻在数量上已没有被穷尽的可能，因为新闻已不是特定职业精英群体依照某种专业意识形态生产的标准化工业产品。在更多的时候，新闻体现为一种集体表达、一种媒介仪式，甚至是一种情感的展示机制。[9]在数字时代，新闻已变得“不可计数”，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新闻的无所不在。数字新闻的巨量化特征在大型突发性事件和公共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数字新闻是广泛连接性的。作为关系的本质决定了数字新闻的流通和接受模式不是单向的，而是泛向的。尤其是当下新闻经验主要依托社交网络生成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闻作为人与技术、制度、文化，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连接物的属性。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标准和类型体系在数字媒体生态下都失去了意义——由于新闻不再是外在于社会关系的存在，而成为社会关系本身的载体和再现，故而基于某种“独立”的立场对新闻本身做出分级和分类也就完全无效了。数字时代的新闻经验因此而体现一系列新特征：它是个性化的，因为不同行动者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同质化的，因为一旦以关系的连接逻辑取代了文本的品质逻辑，新闻也就不再追求陌生化效果，逐渐成为一种建立、申明或解构关系的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在过去十余年间看到了新闻权威的日渐衰落、新闻回避的普遍发生，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体性的式微。

　　最后，数字新闻是动态数据化的。作为数字媒体生态培育的产物，数字新闻在本质上就是时刻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的数据（data）。在数字媒体既混沌又精确的系统内，无论新闻行动者的各种行为，还是生成新闻经验的各种内容和交流形式，都是作为数据被记录、转化和分析的，这决定了与数字新闻相关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计算的”。但与此同时，由于数字媒体生态天然的液态特征，其包含的一切数据，以及不同数据之间的组合与交互关系，也发生着持续不断的变动与转换，新闻的一般性文化因此体现出一种恒久的不确定性。由是，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描摹一条事实信息的完整传播轨迹，也不能锚定一种新闻体验究竟对于社会和文化有何种明确的意义。“过程的可计算性”和“文化不确定性”之间的交缠和张力成为主导数字新闻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力量，它至少在方法论上对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追求精确描述和语境化阐释的有机结合。

　　以数字时代新闻的重新概念化为观念起点，我们得以展开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生态视角下数字新闻的新定义为数字新闻学研究设定了三个基本方向：以关系为基础分析单元建立研究实践体系，以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机制为核心认识论搭建概念框架，以文化公共性和信息民主为恒久的规范理论目标。从这个基本方向看，数字新闻学是对经典新闻学的“破坏性发展”，是新闻学在数字时代的范式革新而非范畴拓展。我们不能将数字新闻学视为如同“广播电视新闻学”这样的新闻学分支，而应当将其看作与20世纪70年代“新闻社会学”具有类似认识论地位的总体性创新学术体系。

　　如同经典新闻学一样，数字新闻学也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协调好新闻学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之间、以及新闻学作为有关新闻的客观知识体系与作为承载公共性理想的价值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的认识论张力。一个面向未来信息文明的数字新闻学，应当成为有关人如何与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建立良性互动的思想实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1]常江.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与文化反思[J].中国编辑，2023(12):59.

　　[2]杨奇光.新闻真实观的历史流变、数字面向及其研究进路[J].新闻与写作，2022(07):5-13.

　　[3]徐笛，胡雅晗.数字时代记者职业的重新领地化[J].中国出版，2023(16):15-20.

　　[5]]黄雅兰.感官新闻初探：数字新闻的媒介形态与研究路径创新[J].新闻界，2023(07):4-12+22.

　　[6]何天平.用户体验设计视角下的数字新闻产品创新[J].青年记者，2023(03):12-14.

　　[7]田浩.文本疗愈：数字新闻业的情感化叙事及其介入性效应[J].新闻与写作，2023(07):26-34.

　　[8]陈昌凤，雅畅帕.颠覆与重构：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J].新闻记者，2021(08):39-47.

　　[9]常江，何仁亿.数字时代的媒介仪式：解读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实践[J].新闻界，2022(02):21-29.

　　常江.作为关系的新闻：数字时代新闻的再定义[J].青年记者,2024(01):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