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亚体育3月16日，《科技日报》在其两会特刊版面刊发了一篇名为《莫名其妙，我被点了名》的记者手记。记者张盖伦在文章中写到，在政协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某委员突然抢话筒发言，点名科技日报，称记者抓着负面问题不放。报道节选“我说两句。”某委员拿过话筒，镜片后犀利的眼神锁在了默默坐在旁听席记录会议内容的我身上。他往我这边一瞥，我瞬间明白了，他将要说什么。“有些媒体，比如你，科技日报的是吧，抓着一些负面问题不放。”此话一出，本来毫无存在感的我突然成了全场焦点，众多惊疑的眼光噼里啪啦砸在我身上。“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你要还想吃这碗饭，你就注意点。我已经记下了你的记者证号，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这位被我的同事评价为“很有才华”的委员，瞪着我，撂下狠话。一切缘起于大概十五分钟之前，这位委员起身离席，我追出去，问了一个关于军工企业的问题。当时，他脸色一变，摆摆手，示意不想多谈。而当我尽力解释我的来意并非挖掘所谓的“黑历史”后，他闪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委员的房间和会场在同一层楼），并用力摔上了门。据网友查证，扬言要抓记者的这位委员叫宋欣，看起来是一位技术官僚，东北大汉，脾气火爆大概也是东北人特性，加之他大概对媒体公关之类的也不太熟悉，所以闹出这么大误会。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官网上，其简历如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宋欣男，汉族，吉林临江人，1963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先后任航天部第三研究院三部一室技术员，中央讲师团汉中分团讲师，航空航天部（后为航天总公司）第三研究院三部科技处助理员、科技处副处长、主任助理、副主任，中国航天机电集团第三研究院研试中心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事业部副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院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1月，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首先我们注意到《科技日报》3月12日刊登了一篇记者张盖伦写的报道，题为《军工企业渴望长期稳定支持》，写的是航空专家唐长红（中国工程院院士、运-20总设计师）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专访。由于张盖伦对宋欣当时的提问，平淡无奇，我们认为这篇报道触犯他，并让他怒气冲天的可能性最大。不妨研究下。报道节选：

　　（1）唐长红拿过话筒，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是一个飞机设计研究院。曾经归过海军管，归过空军管，后来成了企业。”他顿了顿，吐起了苦水，“我们把飞机研制企业的状态，总结为‘大起大落’。没有型号研制项目时，谁都不管。有了项目，钱还来不及用。人家催进度，逼着大家在七八年之内拿出成果。”

　　（2）唐长红1982年到某飞机设计研究单位工作，几十年来自己就经历了好几次“大风大浪”。总结起来就是：有研制费，就有人员储备，就能出成绩；没有项目了，形势“刷”地就下来了，就连“和飞机行业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都没人管了”。业内有句话，叫做“型号完成之时，就是我们断粮之日”。唐长红记得，单位曾经遭遇过两次大规模的人才流失，“每次流失，都走了几乎一半人”。让他心痛的是，那些下海的人中，不乏已经在技术上做出成就的人。唐长红开了个玩笑，“我们的科研成果以人才流失的方式转化了”。（3）“我们组建民用航空公司和航空发动机公司，初衷是好的。但是，这类公司没有20年，是出不了成绩的。”唐长红担忧，他曾经面临的问题，依然会出现在新的公司身上——纯粹靠项目养不活，除非线年的项目。唐长红的话综合一下是如下几个意思：（1）中国航空业基础研究缺乏，钱全部用于项目上。（2）人才流失严重。（3）航空业出成绩慢，需要国家多拨款。

　　笔者简单百度未能查到中航科工集团2016年资产以及负债情况，仅查到以下陈旧数据供参考：2014年6月，审计署对中航科工进行审计，发现“曝虚增成本等问题2012年收入多计逾4亿”，并指出，其2012年底资产总额1614.74亿元，负债总额928.03亿元，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337.68亿元，净利润75.99亿元。——也就是说，此公司果然是体量很大，利润很少，一年利润只有几十个亿。

　　据科技日报记者张盖伦事后解释，她当时根本就没有问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而几乎是泛泛而论。【我到底问了委员啥问题】我是科技日报记者盖伦博亚体育。实在没想到，辛辛苦苦写了两年科技报道，转载量加起来也没有今天的一篇手记多。而被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问得最多的，就是——你到底问了委员啥问题？其实，作为一个非军工口记者，我真的不掌握这一领域的“敏感”“机密”信息，问的问题其实也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大意是：“昨天政协讨论会上，有委员提到了军工企业曾经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有项目和没有项目时发展情况差别较大。我们想了解一下，国外军工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有没有什么有益经验可以借鉴？”一一就是这样。记者提的问题，按常理说，根本不至于让宋委员龙颜大怒，认为触犯其逆鳞，甚至要“已经记下了你的记者证号，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由于上述报道呈现的信息极端有限，我们不得不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背景，脑补其生气原因。

　　联系到张盖伦后来向宋欣提问，也是“航天业有无项目差别较大”，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宋欣委员出离愤怒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唐长红直接批评的企业，是否正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呢？研究下两者的简介就知道了。

　　唐长红，于1982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分配到中航一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工作。也就是说，他口中举例的企业，是“中航一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而宋欣所在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百度可知，中航一集团后来与二集团合并重组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这句话意思在科技日报对唐专家的报道中讲的很清楚，无需赘述。宋认为这是“负面问题”，那么可能的情况就是，中航科工集团存在同样的问题，当中央政府有具体的项目拨款时，企业就过的比较滋润，当没有具体项目可执行时，企业就过的苦巴巴。完全靠政府拨款养活，而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这说起来还真是个机密问题，谁知道堂堂的中航科工集团，竟然成了扶贫对象。

　　中航工业与中航科工是两家不同的大型集团公司，也就是说，唐批评的对象，与宋欣无关。而且研究宋欣的简历，既无在“中航一集团”工作经历，也无在“中航工业集团”工作经历。

　　既然唐专家的批评指向不是宋欣所在的单位，那么宋欣老羞成怒的，应该还是记者提出的问题本身，也就是“军工企业有项目和没有项目时发展情况差别较大”。